一

　文学与法律，类似于科学与技术、感情与理智这样的词汇，也都是人类社会的“大词”，因为它们的概括性与重要性，当然也因为它们的普遍性。把文学与法律这两者放置在一处来说，是因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上下左右、互相渗透的联系——例如，与法律人谈文学，与文学人谈法律，也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。

　世界一直于无处不在的联系中运行，在文学内部有诗歌与散文等各种各样的异同；在法律内部有判决与调解等各种各样的异同。同样的，文学与法律，也有众多可以说到的异同。

　法律的主旨是唯一的，公正，公平与正义，这是与现实世界有关的东西，但几乎也是属于理想的事情——世人多想从理论与实践上得到绝对的公正。而文学的主旨，就像它的定义那样众说纷纭，不过，文学也必然深植于理想与现实之间——很难说它更偏向哪一方。一般的说，人会主动寻找文学，尽管文学未必青睐那寻找的人；而法律会经常主动找人，当然也未必是找麻烦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法律是一种备用的工具。人不应躲避法律，其实也很难躲得开。打个比喻吧，文学像是胸前的项链，法律呢，像是手上的戒指。文学是安慰，法律也是——它甚至采用着艺术的方法。如果说前者的质地温润，姿态万方，那么后者则带着较为坚定的金属光泽。

　文学的一大爱好是多比喻，把事情说明白不是文学的个性，更多的时候，它追求相反的效果。而字斟句酌的法律则不，无论是实体上的说什么，还是程序上的怎么说，它都比较信奉千篇一律，这当然是信口开河的文学所忌讳的。法律要做的是尽量简捷，面对复杂，不能含糊，最好是一言以蔽之，一语中的，为此不惜素面朝天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：在就本质而言并无所谓繁简的世界里，是把相对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化，还是把相对复杂的事情搞得简单化，也是初步鉴定谁属于文学谁属于法律的一方试剂。

　如果说法律是锐利的判断之箭，审慎、快速地直达盼望者的终点站，那么，文学的目的地又在何处呢？任性的文学，似乎不愿说出它飘忽不定的步伐要去往哪里。

　文学重感觉，表现社会；法律重记忆，体现社会。文学是内科与草药，曲折地调解备受外力役使的心灵；法律属外科与手术刀，直接地治理由众多心灵组成的世界。

　正如法律的字句是难以随意省略的那样，在世界与话语日趋网络化、物质化的今天，需要重申，人类文学的道路更是不可省略的。又如文学需要法律（有时候这种需要是具体的，比如说维护著作权）那样，法律也需要文学。文学不会比法律更早停下它的足迹。而且，文学或许更早地告诉了我们，有些文学成果不仅涉及了已有的法律，也可以转化为后来的法律。文学即人学，法律即人情，类似的名言还有“法律背后是法理，法理背后是人情”，文学与法律之间的联系，像是天然的混合物，是不能视而不见的。

　法律是正义的防线，文学也背负这样的底线。出身不同、出手也不同的文学与法律，它们遍布人间，是因人而生、为人服务的，把那些分别叫做真、善、美——正义、公平、和谐的事物，具体化、细节化、日常化、广泛化、持续化，显现出的就是它们的作用，这也许就是文学与法律共同之目的。

　二

　文学与法律是事业，也是行业。那么，在文学与法律的行业之间，以及它们的从业者之间，也可以考察到具体的联系，这也是它们总体联系的一部分。

　行业本身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。首先，文学本是非职业的，它与谋生基本上没有关系，所以也是没有围墙与大门的。文学界实行着无年龄限制的终身制，文学者也是随意进出的个体劳动者，既不审查文凭，也不面试资历。而进入法律行业特别是成为司法者，则殊为不易，条件苛刻，程序复杂，可谓路途远，门槛高，关卡重重又庭院深深。

　法官多是保守主义者的超然模样，被动的位置，沉默的外表，谨慎的应对。即使是法学家、律师，也不比同出一门的法官们生动多少。而文学行业里的人，似乎总能自始至终地不拘一格，天马行空，我心飞扬（在中国古代延续的文人司法的环境里，常有诗人与法官集于一体的情形——一代廉吏于成龙甚至在办案时书写诗意判词——但也只限于表面身份的重合）。

　然而，它们二者之间确实有相通之处，值得考究。诗人里尔克说：“……一个人早年的诗作是这般缺乏意义，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。如果可能，还要悠长的一生；然后，到晚年，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。因为诗并不像大众所想象，徒是情感（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），而是经验”。而那句出自霍姆斯法官的法律谚语是：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。与文学的生命性是如此相似，殊途同归。而且，作为法律从业者中坚的法官，也是“老的好”。

　法律作为独立的职业，其发展与规范，大概还处于“在路上”的过程中；法律作为学问，如今在国内也类似于显学。而与法学比较，人们总是先接触文学的（渊源有传说中的神话、小人书、名著等）。即使在设有法律专业的院校里，文学青年也总是多的，与此相对，被称为“法学青年”的又有几人呢——由此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，情况更为明显，年轻的法律对查海生那样的青年的吸引力是微弱的，他像许多考生那样，首选了著名的中文专业，后来，等而次之，被调剂到了本校法律专业里。这个查海生就是后来的诗人海子，虽然他世俗的职业与法律有关，但他“永恒的事业”是别的，他在《祖国》一诗中告诉我们，他要做的是“远方忠诚的儿子与物质的短暂情人”。

　在法律传统深厚的外国，也早就有杰出的海涅、里尔克、阿赫玛托娃、帕斯捷尔纳克们与此相关——他们都学过法律，后来又都转身离开了法律。在海子入学一百年前的英国，曾有这样一个青年，中途放弃了使他“兴味索然”的大学法律课程，回到东方的故乡，写他的诗歌与小说——他也写过《法官》一诗，说的全是一个天真孩子的事情，与法律行业无涉。这个文学青年名叫泰戈尔，若干年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成为许多个“出法入文”的获奖者（主要由那些曾完成法律学业的作家们组成）之一。现在，按这样的方向行进的青年已经太少了（反向的倒是常见——当然不应包括一度被父亲强制改造成为法学博士的公司职员、文学奇才卡夫卡）。

　柏拉图说：“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与聪明的结晶”，他还说过“再糟的作家也会说出某些道理”；雪莱说：“诗人，是不为世界所知的立法者”；拉马丁则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在一生中连一次诗人也没做的人是悲哀的”。

　文学界的卡夫卡写下了《审判》、陀斯妥耶夫斯基写下了《罪与罚》，这样的著作不断地出自作家之手，其实它们也都是样式不同却同样优异的法律文书。或者，即使是出于“公平原则”，我们也在期待法律界在文学范畴上的作为，例如以各种方式对文学及文学从业者加以理性保护，引导它们在法治环境里笔力更健，经历更动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