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永明系云南晋宁县晋城镇南门村人，现年56岁，1979年曾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后曾多次减刑，于1997年出狱返回晋宁老家。经警方侦查，自2008年以来，单身独居的张永明在其居住地附近行人稀少的路段，趁人不备，涉嫌对单独行走的11名受害人实施暴力袭击，致受害者死亡后，通过碎尸、焚烧、掩埋等多种方式销毁罪证。

　　网上诸多报道，死缓出狱后又杀人的案例比较多，判处死缓出狱的平均时间约为18年，张永明就是18年，象张永明这样的罪犯干脆让他“劳而死”，免除出狱后又害死10多条无辜的生命。死缓提早出狱与我国的减刑规定特别是有期徒刑的上限规定有关。

　　我国有期徒刑的刑罚最高刑期为15年，数罪并罚最高刑期为20至25年。随着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新型犯罪不断增加。团伙犯罪和一人犯数罪及严重犯罪不断上升。有期徒刑最高刑期15年的规定处罚显得打击不力，处罚疲软，不能起到震慑作用。因此，刑法修正案（八）关于有期徒刑最高刑期的规定提高了5年，但5年的幅度提升还是不够的，还应继续拓宽有期徒刑的规定，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：

　　一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，体现罪责刑均衡原则。如一人犯数罪且数罪都能判处有期徒刑最高刑时，数罪并罚最多只能增加5至10年刑期，加上执行刑期时存在减刑，罪大恶极的罪犯可以通过减刑减少刑期适用，与此类严重刑事犯罪的罪犯恶性不相适应，无法起到严惩重罪，实现社会维稳功能。二是与国际相对接轨，完善我国刑罚制度。有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关于有期徒刑的刑罚可判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，而我国的有期徒刑最高才25年，差距过于明显。因而，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应相应提高。三是减少繁琐程序设计，节约司法资源。可以减少刑法规定要处以无期徒刑的条款，从而减少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为此需投入的种种司法资源，保障有限的司法资源区实现更多的正义分配，而不是花费在无期转尤其的繁琐中。四是拓宽有期徒刑最高档次的处罚幅度，有利于量刑均衡，特别是对财产犯罪的量刑（现有的量刑实施意见，数额特别巨大的每增加几千元才增加处罚一个月，而数额较大的每增加几百元就要增加一个月）。

　　综上，笔者建议，有期徒刑一罪的最高刑罚可提高至20年；数罪并罚最高可达30至40年，如有两个罪行都判处有期徒刑最高刑的，并罚后决定执行不得低于30年；有三个罪行都判处有期徒刑最高刑的，并罚后应当决定执行40年。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要结合原判决是一罪还是数罪的判处，一个罪原判处无期徒刑要减刑，可决定有期徒刑20年；数罪并罚的，其中原判两罪或三罪以上都为无期徒刑的，减刑后的有期徒刑确定为30年和35年；原判并罚中另有一罪以上是有期徒刑以下的，减刑后要增加10年以下的期刑（但总量不得超过35年）；死缓改为无期徒刑后再改为有期徒刑的一般为35年。如此一来，对判处死缓的罪犯，死缓改为有期徒刑为2年，二期徒刑减刑只要需2年，减为有期徒刑执行一半即17.5年，死缓犯实际在监狱（包括羁押）的时间一般就不会不低于21年，且一般不得假释。但对于判处死缓的罪犯对国家或社会有特殊贡献、特别立功表现的，在减为有期徒刑时在20至35年之间作出判决；对有特殊贡献、特别立功表现、患有不能治愈的重病、75岁以上在确保有生活来源的罪犯可以假释。

　　当然，有人会提出，提高了有期徒刑（包括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）的最高刑期，不利于罪犯改造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，犯罪改造只是刑罚功能之一，刑罚除实现特殊预防，让犯罪的人不再犯罪外，还是维护社会法益，避免普通一般个体及社会整体利益遭受犯罪侵害。犯罪惩戒，刑法采用的原则一向都是罪责刑相适用原则，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重判重罚是符合罪责相适应原则的。且毕竟对于罪行严重须极重处罚的罪犯毕竟是极少数人，对这类罪犯也却不应该过早地“改造”出狱，以免其再次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。对于重刑犯即使给予了其比较长的有期徒刑判罚，为促使他“改造”，也可采用多次减刑的政策，从而给予提早出狱，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但重刑犯的改造，必须做到实际执行有期徒刑减刑后，不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。